林白水:民国第一“骂人王”

　　林白水：民国第一“骂人王”

　　林白水之死是因为骂人，并且是以生殖器作比喻，把别人骂得很下贱。最后被人扣上宣传“社会主义”的帽子，杀掉了。

　　写到林白水的时候，不免有人会对记者的职业前途悲观起来，民国报人黄远生、史量才、邵飘萍都被人杀掉了，今天要说的这个林白水也是如此，并且死得很惨。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的邓拓回忆，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至北京天桥南大道枪毙，“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

　　林白水被杀害的那一天，与此前邵飘萍被杀相距正好一百天，被后人感叹：萍水相逢百日间。

　　长期以来，我们被历史老师教出了一种定向思维：好人都是因为抨击黑暗势力，最后被黑暗势力杀害。

　　然而，历史的精彩不在于定性的结论，而在于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跳出坏人杀好人的简单逻辑，林白水之死的直接原因和政治无关，他是因为在报纸上骂人而遭到私人报复。

　　林白水被杀的过程

　　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北京。北京报人对军阀战争一片骂声，邵飘萍骂过张作霖，结果掉了脑袋。8月5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又开始写文章骂人。

　　当时，张作霖手下有一个小兄弟，叫张宗昌，张宗昌手下有一个小兄弟叫潘复。不知怎么搞的，林白水偏偏看潘复这个小人物不顺眼，在报纸上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肾囊”。

　　什么是肾囊呢？林白水在文章中解释说：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累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

　　大家明白了吧，肾囊就是“胯下之物”，真不知道潘复哪里得罪了林白水，被他骂得这么惨。潘复当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也不去装自己有多么广阔的雅量。既然被骂得如此下贱，潘复就直接要了林白水的命。

　　8月6日晚上，北京宪兵司令王琦奉潘复的指示，把林白水强行塞入汽车带走了。林白水的好友杨度、薛大可、叶恭绰等人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要求保释林白水。

　　插叙一句话，林白水的好友杨度曾经一度支持袁世凯称帝，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为袁世凯称帝办过一份报纸叫《亚细亚报》。薛大可和林白水都协助过杨度办报，为袁世凯称帝做过宣传。薛大可还对袁世凯自称“臣记者”，在新闻史留下笑柄。后来，杨度和林白水的政治倾向都发生了变化，杨度投靠过孙中山，支持革命，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左右摇摆，政治立场不断作出新的选择，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闲话少说，回到救人的事情上来。杨度等人来到潘复的住宅，看到张宗昌和潘复正在玩牌九。潘复对他们随便支吾了几句，就打发林白水的亲友团离开了。为了杜绝无休止的说情，潘复通知宪兵司令部连夜将林白水拉出去毙了。第二天，亲友团四处托关系找到张宗昌本人说情的时候，林白水早已一命呜呼。看来，林白水骂得够狠，潘复恨得够深。

　　林白水不是省油的灯

　　林白水被刽子手杀了，但林白水本人在民国却有一个“新闻界刽子手”的称号。因为他常常以文字对人口诛笔伐，被他骂过的人有的被削去官职，有的锒铛入狱。

　　当记者，尤其是当“名记”，一定要有代表作。林白水最得意的新闻作品就是揭露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舞弊的丑闻。

　　津浦铁路是天津到江苏浦口的一条铁路。这条路是1898年9月英国和德国替中国修筑的。当然帝国主义不是慈善家，没事不会来给中国修条铁路玩，他们逼着清政府签了一个借款合同。签了这个合同后，铁路上的生意都只能交给外国人打理了。

　　民国成立后，津浦铁路主权收回，交通部设津浦铁路管理局，就是今天的天津北站，专门管理津浦线上的运输业务。津浦铁路局运行几年后，由于货流量增加，运力不足，需要增加两百个货车车厢。如果花现金购买两 百节车厢需要现大洋一百二十万元，局里一口气拿不出那么多钱。

　　津浦铁路管理局的局长叫王家俭，这个家伙有一些活脑筋，他在增加车厢的业务上玩了一个“套路”。

　　王局长先放出一些“空气”，说要面向社会招租车厢。消息一出，托关系要求承接车皮业务的商人把王局长的门槛都快挤破了。可王局长就说一句话：研究研究。

　　私底下，王局长却通过他的两个副局长在悄悄运作一个大项目：他们找到一个美国人注册的空壳的华美公司，然后再找一个姓鲍的中国人与华美公司签了一个租车协议。再然后王局长与空壳“华美公司”签订了十五年的车厢租赁合同，租金是四百三十万元，分期付款。

　　租车费先汇到华美的账上，华美再将实际租车款付给鲍先生。一部分租车的差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了出来。综上所述，王局长实际是将这笔租车业务以高价自己租给了自己。

　　一个月后，津浦铁路上的货车增加了，运输压力得到缓解。可奇怪的是，原先订购的是美国公司的车皮，而现在路上跑的都是日本制造的货车。况且租车费高出买车费近四倍，外界的猜测和议论很多。

　　当时交通部的部长叫许世英，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他只好在1917年2月初，将王家俭调离津浦铁路管理局。

　　最后，交通部长许世英本人也受到了租车案的牵连，不能自保，顶了个“用人失察”帽子，被迫辞职，王家俭则遭到逮捕入狱。一个不大不小的案子，怎么会引发交通部长辞职呢？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民国交通系统是一塘浑水。清末民初，随着铁路、航运、邮政、电报等所谓交通四政的发展，崛起了一个新的政治派系--交通系。交通系分为三个阶段，从盛宣怀主持的前交通系，到梁士诒开创的旧交通系，再到曹汝霖重组新交通系，前后延伸近半个世纪，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外交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6年7月，许世英以内务总长兼任交通部总长，老许想分化瓦解交通系统内部的各种派系，开始大批裁减交通系人员。

　　旧交通系的势力不甘心被打击，他们要找到一个理由来攻击许世英。因为津浦铁路局车厢租赁的案件，交通次长王黼炜从中收取了巨额的佣金。旧交通系的两个成员雷光宇和曾鲲化奉命查办这件事，他们顺水推舟，牵带指出许世英在此案中也有严重贪污渎职行为。

　　国务总理段祺瑞想挽救许世英，但雷光宇等人不依不饶，要求严办。并故意将消息泄露给记者，制造社会舆论，使当局无法回避事态。段祺瑞身为国务总理也不敢公开干预司法，两次收回草拟的抗议检察官的命令。最后文官惩戒委员会，相当于今天的纪委监察部门，追究交通总长许世英渎职失察，迫使许世英离职。

　　应该说津浦铁路案件的爆发，以及当事人受到的查处是民国交通系统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林白水在这个事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还是看看林白水自己是怎么说的，1921年12月13日，林白水在《新社会报》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其中说：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派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地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另外一件事也让林白水自鸣得意，他在文中说：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由此可见，很多黑幕其实是政治人物内部斗争给捅出来的，但因为有林白水等记者参与舆论制造，会使很多事情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记者不是一个让当局省心的人。

　　林白水的社会经历

　　林白水的一生是短暂且复杂的。1905年，他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兼学新闻，算得上中国第一个留学学新闻的科班毕业生。

　　在日本的时候，林白水认识了黄兴，并和黄兴一起组织华兴会，后合并到同盟会，林白水从此投身到反清革命的事业中去了。林白水和孙中山是有交情的，孙先生曾写“博爱”两字送给他。

　　林白水和大名鼎鼎的蔡元培先生也有过亲密交往，早在1902年4月，林白水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过爱国女校，还搞了一个爱国学社，办了一份社刊《学生民界》，宗旨就是“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很为激烈。

　　要说林白水的理想原本是想当官的，武昌起义胜利后，1912年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林白水在福建谋了个法制局局长的位置，同时他还是共和党福建支部的部长。孙中山有一次到福建检查指导工作，林白水趁机与国父照了一张合影。

　　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之后，1913年，林白水以共和党籍的身份，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来到北京，成了袁世凯政府的一员。我有必要把共和党的问题阐述一番：民国成立后，集会结社，组织政党的活动相对自由，自1912年2月至10月间，国内的党派达到八十四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共和党是民国初年有影响的政党之一，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推选黎元洪为理事长，章太炎、张謇等为理事。1913年5月，共和党又与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成为国会中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

　　共和党的组党领袖是章太炎，章太炎和孙中山矛盾由来已久，在国会里面，共和党理所当然成为同盟会的劲敌，并且共和党的成员大多是清末的立宪党人和一些旧式官僚，他们的政治取向相对保守，维护统一、支持中央集权主义，袁世凯正好利用共和党来钳制同盟会。

　　共和党的政治取向是“拥黎、联袁、拒孙”，他们一面用国权主义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一面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实力来发展自己的势力，期待在袁世凯执政之后分得一杯羹。共和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积极设立分部，其党员数量一度超过了十万人。

　　林白水是很会混仕途的，他跟着孙中山，中山先生喜欢他，跟着袁世凯，袁世凯也很喜欢他。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其目的是要瓦解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老袁另起炉灶，搞了一个“政治会议”，接着又搞了一个“约法会议”。老袁之所以赏识林白水，因为共和党本来就是拥护袁世凯的一个党派。于是老袁任命林白水为“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最后还做了总统府秘书，兼直隶军府秘书长。

　　1915年，一个叫刘师培的人对林白水说：“加入‘筹安会’干不干，我们一起支持老袁做皇帝！”林白水说，干。于是林白水拼命在《亚细亚报》上发表劝进书，老袁很高兴。1915年12月，袁世凯当了皇帝之后论功行赏，林白水被赏了个参政院的参政。

　　林白水混仕途的这段时间里，他逐渐远离新闻界，偶尔在报纸上发表点“豆腐块”文章，也多为应景之作，或者是为了鼓吹帝制。有人说那段时间是林白水人生中一段灰暗的经历。依我看也不尽然，我在前面说过，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左右摇摆，不断作出新的选择，那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再说了，袁世凯也不是彻头彻尾坏透了的人，他的额头上也没写着“历史罪人”的字样，况且孙先生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也说过他很欣赏袁世凯。

　　人算不如天算，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国人声讨之下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国号。后来老袁又患上尿毒症，6月6日，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

　　老袁死后，林白水的工作也丢了，只好重操旧业，和朋友一起合办一份报纸，叫《公言报》，林白水担任报纸的主笔。从那个时候开始，林白水就施展他一流的骂人功夫，看谁不顺眼就骂谁，专门和军阀以及北京政府唱对台戏，以敢讲真话、揭露真相而闻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骂客。

　　骂客的真功夫

　　在民国新闻界，林白水“新闻界刽子手”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他骂人能骂得别人刻骨铭心，被他骂的人听着想自杀，或者想杀人。前面写到的那个潘复就是这样的。

　　早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的时候，林白水作了一副对联让他在“骂坛”声名鹊起。当时，清廷热热闹闹筹办“万寿庆典”，到处征集贺寿联，林白水写了一副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此联一出，国人传诵。

　　1923年林白水发表一篇新闻报道叫《赶猪运动》，一看标题我们就知道又是骂人的文章，林白水将那些国会议员斥为“猪仔”，将国会称为“猪仔国会”。当时的众议院院长叫吴景濂，因为脑袋生得比较大，林白水就在新闻报道中给他取绰号叫“吴大头”，当时《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动画片还没有拍摄出来，否则白水兄肯定直接用“大头儿子”招呼人家了。吴景濂除了头大被林白水取笑外，还因为他是吴三桂的后代，白水兄就骂别人是“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

　　从清末到民初，林白水纵横舆论场二十多年，将各色政客骂了个遍，大到腐败丑闻，小到私德瑕疵，都被白水兄长枪一杆，挑于马下。有一个考古学家叫容庚，曾经在林白水家里做过家庭教师，在他眼里，林白水就像东汉末年裸衣骂曹的狂士祢衡。容庚评价林白水“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弥正平（祢衡）略同”。

　　林白水除了骂人，还写文章教别人搞恐怖活动。1905年，有个叫吴樾的安徽年轻人用人肉炸弹去暗杀出洋考察宪政的五位大臣，吴樾被当场炸死。这个刺客在行刺前说，他的刺杀行为深受林白水的一篇《论刺客与教育》的影响。

　　林白水早期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对暗杀活动抱着一种美好的憧憬，他说：“我们要把众生拔出地狱，超脱苦恼，进入那顶文明、顶自由的境界，只有单枪匹马，以做刺客为不二法门。尚能将以上阻止社会进化的各种有力有势的人物，一人给他一刀吃吃，那社会的进化也不晓得有多快的速度了。”林白水还虚构过一篇小说《玫瑰花》，讲的是刺客刺杀了清政府的代表张止东（应该是映射张之洞），终于使革命取得成功。

　　写到这里，我发表一句看法，不管是林白水早期鼓动青少年搞暗杀恐怖活动，还是后来林白水骂人毫不留情，其实都表现出中国早期报人和记者的不成熟，或者说他们正在摸索中走向成熟，他们以自己的血的代价使自己走向成熟。

　　林白水等人对于社会问题的发言往往缺乏理性和建设性，他热衷于给批评对象取外号，对批评对象进行大肆的人身攻击。记者身上这种类似古代狂士的风范是不足以效法的，尽管林白水是中国最早留学国外学习新闻的专业记者，但他的行为方式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精神是相悖的。

　　美国社会学家威伦斯基说过，新闻职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的是新闻法制和新闻伦理的条件尚不具备。从林白水之死我们可以看出，没有边界的新闻自由，往往会沦为“语言暴力”。然而，在民国这个没有规则，也缺乏秩序的时代里，你可以骂人，但你也可能被杀，语言暴力和政治暴力在博弈，在做一场互动的游戏，所以记者的危险无处不在。

　　民国的“新闻自由”

　　尽管不断有记者被杀，但民国仍是一个新闻相对自由的年代。

　　在一个相对成熟政权和管理体制之下，国家对报纸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这不许搞，那不许搞，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什么话说到什么程度，都会有专人和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即使像晚清政府那样的低能，它对新闻出版的管理也从来没有放松过。清政府报纸管理的制度请看下表：

　　颁布时间 法规名称

　　1906年6月 《大清印刷物件专律》

　　1906年 《报纸应守规则》

　　1907年1月 《大清报律》

　　1911年1月 《钦定报律》

　　民国成立之后，这些东西被统统废除了。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个类似宪法的东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中国民众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一次得到国家大法的保障。

　　可是，孙中山深知当时共和主张还没有深入人心，社会上持不同政见的人很多，噪音杂音很多，孙先生并不想把舆论完全放开。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了一个《民国暂行报律》，主要内容是：办报纸、杂志要到内务部和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登记；不要讲共和制度的坏话，散布流言者停办或治罪；新闻要真实，如果诽谤和污蔑了别人要更正或治罪。

　　这个报律刚刚公布，上海十几家报纸的社长和总编辑一下子全部跳了起来，都说：不行，不行，孙文瞎胡闹。他们联名给孙中山和南京政府写了一封信，说民国刚刚成立，针对杀人放火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你却先来管制报纸，民国简直就是清朝专制的余孽。其中一个叫章太炎的人闹得最凶，他因为对孙中山有一些个人意见，乘机发泄不满情绪，逐条对《民国暂行报律》进行驳斥，就像《食神》里的周星驰对一碗街边杂碎面的驳斥，说它鱼没鱼味，咖喱没有咖喱味。

　　中山先生一看势头不妙，得罪了这些嘴不积德的爷，不知道会给你整出什么好词让你吃不消，只好作罢。于是，孙中山签署命令，废除了内务部的《民国暂行报律》。从此以后，民国报纸进入“新闻绝对自由”时代，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可以来办报纸，只要他有兴趣。民国的时候，开一家报社比开一家杂货铺简单多了，随便租一间房，找两张桌子，备齐剪刀和糨糊，您就可以开工了。一时间，野鸡报社遍地都是，有的报社从社长、总编辑到勤杂工一共就三个人，他们只要将各大报纸的新闻剪下来，重新进行拼接，每天印刷30～50份报纸，就万事OK了。

　　您可能感到奇怪，他们这些人怎么生活呢？别急，靠山吃山，靠报纸当然吃报纸，民国新闻界流行“吃干薪”。干薪就是不干事，别人白给你发工资。

　　干薪制度，是袁世凯的首创。袁世凯是在宫廷里混过的人，对官场请客送礼的一套驾轻就熟。为了让记者说自己的好话，他就用金钱收买。有的是一次性给一大笔钱，有的是长期发放“津贴”，也就是干薪。当然，名气越大，报纸越有影响，价码就越高。袁世凯给钱的花样不断翻新，今天叫宣传费，明天叫润笔费，后天叫车马费，或者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好吃好喝的招待各位，然后拿出一篇新闻通稿，说您回去就按这个发表。

　　从袁世凯之后，北京政府走马换将，军阀斗争此起彼伏，不管是谁上台，他们对记者都是礼让三分。尽管记者手无寸铁，可以随便捕来杀掉，但杀记者的名声毕竟不太好，造成的社会影响也很坏。所以，对于记者的批评和指指戳戳，北京当局和军阀们大多采取“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态度，有时候尽管挨了骂，却还要摆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继续给记者送干薪。

　　民国一般的小记者都能有滋有味地活着，何况林白水这样的猛人。林白水拿过各级政府给他的钱，他的《公言报》办报资金就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提供的。后来林白水办《社会日报》，北京政府以宣传费的名义向全国一百二十五家通讯社发津贴，《社会日报》被评为“超等者”，每月接受津贴三百元。此外，林白水还是偶尔利用舆论监督搞创收，是个敲竹杠的老手，他秉承的工作理念是：给钱就不骂，绝不恭维。

　　因此，林白水在民国年间骂得开心，写得肆意，住得宽敞，过得优越，活得潇洒。可是，等到林白水遇到文盲张宗昌的时候，他的这一切都结束了。

　　秀才遇到兵

　　事实上，民国乱是乱了一点，但人们做事还是遵循一定的规律。比如对待舆论，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实都有一些惧怕舆论，或者说是尊重舆论，包括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因此有舞弊案发生之后，即使是国务总理也不能徇情枉法，林白水本人也说过：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民国的舆论环境也相对宽松，孙中山废除了清政府的报律，黎元洪废除了袁世凯颁布的新闻禁令。那个时代很多言辞激烈的报人最后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带劲，为什么林白水却被杀了呢？

　　这个问题我要从奉系军阀的出生讲起。张作霖和张宗昌这两个家伙都是苦出身，尤其是张宗昌，文化程度低，没上过一天学，人称“三不知将军”，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原型都是张宗昌。要说这个文盲张宗昌也是写过诗的人，兹录一首《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这首诗的前三句估计是张宗昌的原创，最后一句可能经过手下师爷的加工，因为最后一句有点“拽文”的意思了。

　　张宗昌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牌九，东北人称推牌九为吃狗肉，张宗昌因此得了个“狗肉将军”的诨号。那个潘复是张宗昌的亲密牌友，常常故意输钱给张作霖和张宗昌，和“二张”的关系处得十分铁。在奉系把持北京政权的时期，潘复当上了财政总长，甚至国务总理，他在为政期间兴办过实业，兴修过水利，其实潘复也不完全是个无能之辈。

　　潘复被林白水骂后，出于报复心理要杀掉林白水。张宗昌也挨过林白水的骂，但张宗昌是个大老粗，骂骂就忘记了。有一次张学良的军事教官郭松龄生气地骂他要操张宗昌的娘，张宗昌却嬉皮笑脸地说，那你岂不成了俺爹。张宗昌就是这种愣头愣脑的形象，他可能不理解潘复为什么要杀林白水，但既然是自己的心腹执意要杀一个人，那就随他去吧。一条人命对这个军阀来说还不是小菜。

　　至于给林白水安上宣传“社会主义”的罪名，那是潘复干的，因为仅仅说林白水骂人而杀他，理由不是很充分，只有把帽子扣大一点。这么有心计的活，张宗昌是想不来的。

　　大家可能奇怪，林白水在直系军阀当政期间，一年内揭发段祺瑞政府两桩腐败案，牵涉出好几名内阁成员，让段祺瑞十分难堪，为什么没有受到打击和杀害呢？

　　说白了，这个问题涉及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素质问题。在民国之初的军阀中，直系和皖系属于北洋嫡系，他们受过正规教育，上过正规的军事学堂，并且在清末北洋六镇和袁世凯时期经历过政治的大风大浪，直系的人考虑问题相对周详一些，眼光往往带有全局性，做事总是瞻前顾后。

　　奉系军阀是绿林出生，一身匪气，在乱世中凭着胆大玩命、讲哥们义气和流氓手段，逐渐发迹。他们做事往往只顾短期利益，常逞一时之快，显得蛮横、粗暴，时常连表面文章也懒得做。

　　所以，奉系一进北京城，张作霖就把说过自己坏话的邵飘萍抓来杀掉了，张宗昌也默许潘复把林白水抓来杀掉了。这两个被奉系杀掉的记者，只能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林白水的白话文贡献

　　林白水做记者，除了会骂人，他对新闻业务最大的贡献是用白话文办报纸。林白水为报纸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奠定报纸的通俗化风格，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毕竟他是新闻科班出身，并且是中国第一个留学日本学习新闻的人。

　　从前面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林白水办过学，从过政，但在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事业还是办报。从1901年出任《杭州白话报》的主笔开始，直到1926年因文字惹祸被杀，二十五年间，林白水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还有《警钟日报》 《中国白话报》 《公言报》 《社会日报》等十多种。

　　林白水在《杭州白话报》的创刊词里说：这个报纸是属于一般普通老百姓的，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的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式的文章……我只是把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小事，报告给一般老百姓，同时把我自己对这些事的意见，表达出来……

　　林白水故意把文章写得通俗好懂，有时候文章的标题也常常弄出不少诙谐和趣味。比如《商部尚书吃花酒》 《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呢》 《俄国武官说话不客气》等等。兹录白水文章一段，让大家感受当时白话文的特色：

　　张之洞看到俄人占了奉天，也着了忙，就跑到俄国钦差衙门里面去求见……俄钦差冷笑道：不行也要行了！张之洞还乱嚷嚷道：万万不行，万万不行，那俄钦差卷着胡子，抬头看着天，拿一条纸烟，只管一上一下的吃，不去理他……

　　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的时候，林白水取了一个笔名叫“白话道人”，写的文章多了，渐渐出了名。当时的各大报纸，只要转载或刊登林白水的白话文章就能提高点击率，“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

　　用白话文在报纸上写作是林白水的首创。直到三年后，也就是1904年，陈独秀又创办了一份有影响的白话报《安徽俗话报》。至于后来陈独秀发表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全国掀起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那是1917年的事情了。所以，林白水称得上中国第一个用白话文办报的人。早在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之前，他就已经两次创办白话报纸，是中国新闻史绝无仅有第一人。

　　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撰文，毫不谦虚地回忆：《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林白水利用白话报纸做宣传，起到了开启民智的良好效果。他阐述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现状时说：哎哟！可怜啊！好个偌大的中国，被人家一块块割下去，好个偌大的四万万英雄好汉，也要给人家做奴才。妇女给外国人奸淫，财产给外国人受用，自己的田园，自己也做不了主……

　　他呼吁民众以革命手段挽救国家危亡时，发表文章说：如今时候已经不早了……你们做会党的、做生意的、做手艺的、种田地的，大祸都在眼前了，若不趁这个时候赶快想法，还待什么时候呢？

　　当时的杭州在白话报的影响下，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女子放足会”，很多女子在林白水文章的引导之下学习识字，开风气之先。

　　1916年，林白水在《公言报》创刊词中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斯人已去，这是林白水留给后世同行的一句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