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3月份对戴锦华专访
1959年生于北京。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研究领域包括：电影批评、大众文化、女性主义。主张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反省、批判性思考，同时保持着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其中复杂的权力结构的清醒认识。主要专著有《镜城突围》、《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雾中风景》、《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等。
站出来发表见解的事，戴锦华做得并不多，尤其是最近几年。原因之一是她向来“讨厌自我重复”，“厌倦学术上的自我复制再生产”——思想转折已在酝酿之中。从2000年，她开始“真的读书”。“真的读书”是因为真的困惑。
“批判是否足够？是否可能？批判除了批判者自我感知到的意义以外，对社会是否真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你的所谓的批判立场是否就是自我想象和自我满足？再说大一点，语言学转型后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以及我们‘五四’以来的批判传统，它的确提供批判的阐释和解构的力量，可是这之外，到底有没有建构的可能？有没有正面对抗历史的可能？有没有参与历史，而不仅仅是顺应历史的可能？”
挑战后现代批判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名言“建构是历史的事”，戴锦华当然要自嘲不自量力，但做功课丝毫没含糊。从批判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蔓延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从第一世界的经典到第三世界的本土实践，两年时间、读遍后冷战以来发表的有影响的理论著作、30多万字思想笔记……这两年跟预期的效果相比“失败的经验”，让戴锦华有了一个“自大的发现”。
“我发现我自己走不通的地方，也是大家都走不通的地方。包括思想大师和第三世界的行动者，大家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从理论意义、从社会运动的意义上，都是如此。我把它叫做‘全球性的思想瓶颈’——这个瓶颈，是和冷战终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联系在一起的。”
失败、沮丧过后，戴锦华还是积极地说服了自己——即使“建构确实只能是历史的事”。“当整个世界处在思想瓶颈的时候，不是一代人想打破就能打破的。只要尽我们的可能去思考、寻找、质询，即使我们并不能肯定自己做的有意义，是否能沉淀下来对将来有一点点意义。”
可怕的新主流意识形态
在经历思想转折的这个困惑彷徨时期，2005年戴锦华还非常热情地参与了一项社会活动、非常明确地“完全认同”了这项活动的理念，那就是“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一事。这个被当时普遍怀疑“动机不纯”的“闹剧”和“疑云”，在戴锦华看来，从四个方面体现了另类理念的可贵价值。
“一，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和平。一个太简单的事实是，冷战终结后，世界变得更为紧张了，似乎和平就是延缓战争；二，我们希望重提一个不同的历史观。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观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把握“决定性的时刻”的“英雄”的历史，而我们关注的，是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第三，体现了差异性存在的集合概念。集合而不是整合，一千人组成某种集体，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第四，跟诺贝尔奖开了个玩笑，用1000对1个，用小人物对大人物——这，我很有兴致。”
让走出书斋的戴锦华，发现故事、发现故事后面的社会问题；惊讶于平凡生活的艰难、惊喜于平凡人的勇气；不那么虚无、不那么无望——的“争评”事件，其遭遇质疑的尴尬，又让戴锦华在“感动”之外，多了痛心的忧思。“当整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犬儒主义，当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特征的社群正在坍塌在被摧毁的时候，当你提及‘民间社会’的时候，你的想象是什么？
“当真正民间行动出现的时候，那些提出怀疑的人、冷嘲热讽的人，正是那些通常说‘信任民间的力量’的人。他们想象的‘民间’是什么？是不是另一种政治精英？”
被怀疑、被嘲讽、被诋毁，但真正的伤害还不是这本身，戴锦华警觉到了它来自更巨大、更普遍的“新的常识”。“如果这种暴力来自权力机构、审查制度，更可理解一些。但它来自一个完全不允许另类空间存在的常识力量。它一定这样理解一切：你做事必有利益诉求，而且所谓利益相当简单，就是钱。
“你该怎么办？你面对的是新主流意识形态，是这主流成就的常识系统，它拒绝一切哪怕是略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这是一种巨大而无形的暴力。“这种新主流意识形态是：拜金、消费、利益原则的、发展主义的、强者逻辑的，以及美国作为范本的意义……它充斥于各种媒介形式、文化样式，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一个人越跑越少的马拉松”
这就是现实？无所不在的现实？但是“现实”和——知识分子戴锦华所信仰的“让所有的人获得生存空间，将多数人卷入其中”的现代化和民主——相比之下，现实是一个参与人数越跑越少的马拉松比赛，粗暴、残酷。
“有人说，你不喜欢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吗，我说喜欢啊；有人说，你不喜欢中国经济越来越进步吗，我说喜欢啊。可问题是追问一个国家民主现代化进程是否成功，是不是应该看它能不能把多数人都卷入？事实是，发达只是一部分人的事，另一部分人——有一种说法是‘被抛出经济版图’。你不在被计算当中啊，然后在不将你列入的前提下描绘发展的美好图景，事实上你便根本不存在了……”
完全可能没有被许诺的所谓美好的前景。戴锦华的忧患还来自她对现实贴近的观察。2006年1月，戴锦华学术旅行到非洲的马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她看到：绝对的赤贫，非常的全球化。
“你会看到，在这样的国家，先富后富的逻辑是完全不成立的。原来古老苏丹帝国的中心、与古埃及同时期的古文明，马里的现在是什么？穷得一无所有的人穿着牛仔裤光着上身坐在马路旁喝可口可乐；没有工作没有机会没有希望。
“近十年来马里是联合国扶持民主化的试点，每年美国和欧洲大量资金资助注入。93年我去的时候，看到就在首都，如此多的穷人，就在狗窝一样的石棉瓦房子里爬进爬出……这次看到了很宽的马路、马路上跑的世界上最好的车。但十几年过去了，那些石棉瓦的房子依然如故。”
应对这些“更为急迫的问题”，戴锦华用了“亟需一场文化的战斗”这样铿锵的词，但她的无奈仍在。“可能是怎样的战场？怎么开拓？如何创造对话？我间或冀望于网络空间。但至今这个空间虽已经被打开，却还没有成长为社会民主空间。“民主是什么？一方面政治民主被狭隘地理解为在西方已经走到末路的代议制民主；另一方面民主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也被理解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5分钟名人，可以在博客上对公众‘窃窃私语’……这无妨啊，但不该是全部啊。”
“没有一个词是纯净的”
“很多朋友都批评我不出来发言讲话，表示对我失望，说我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我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找不到自己发言的位置。如果我选择一个简单化的立场，应该是很容易发言的；但那发言可能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可能我就会支持了我不想支持的。”
问题的“迫切”，一方面让思考者戴锦华情感的风暴马不停蹄，另一方面，她理性的清流却又慎重徘徊。她可能把太多的时间都“浪费”在凡事都要辨析，凡事都要用放大镜看个仔细。“我发现我自己走不通的地方，也是大家都走不通的地方。大家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全球性的思想瓶颈’。”“举例来说：‘我的身份，亚洲、中国、社会主义、北京、北大、女人？’，这样几重看似确定的定语，其实似是而非。
“社会主义。当你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首先凸显出来的是冷战、冷战记忆、冷战历史，但事实上它完全无视中国今天的现实和世界的后冷战格局。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效的指认又是一个有效的指认。有效性不在于我的身份，而在于他们试图界说我时所用的立场，或者说知识的状况……
“亚洲。是最成问题的一个概念。亚洲，表面上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比起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是最难找到一个确定所指的概念。它的区域如此广大，那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甚至人种……它基本是一个殖民主义时代的概念。当我们说亚洲的时候，大家比较能感受的就是东亚，而东亚现在是世界上最紧张的区域之一。台海、朝韩、朝鲜核问题，而且今天亚洲冲突的地区完全沿着当年的冷战分界线……
“中国。当你说今天的中国的时候，你是具体指哪种状况的中国？不止有一个‘中国’，比如有城市中国、有乡村中国，有穷人的中国、有富人的中国，有沿海的中国、有内陆的中国……”
戴锦华是如此较真，她似乎企图辨析每一个词，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战斗力。“有时我宁可沉默，也不愿意为了获胜而牺牲思想的真实。因为我们要问，你战斗为了什么呢？当为一个具体的事件战斗的时候，可能非常简单，可以在是和不是间做出选择。比如你支持不支持环保运动？我支持。如果发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我参加抗议。尽管这类问题也未必简单。
“但是，还有一种战斗，就是我们要厘清思想，我们真的要寻找历史的现实的资源，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社会实践的可能和空间。在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既成的词是纯净的，每一个词都是在历史之中产生、都是多少被玷污了的。如果不加辨析地使用，那你到底在说什么、做什么？”
拒绝非此即彼，拒绝鲜明的旗帜
不但“为什么而战斗”是个一直需要警惕的前提；而且，在更多的分歧上，戴锦华似乎更能确信的，只是，拒绝什么。1966年到1976年，“文革”10年，贯穿了戴锦华从7岁到17岁整个的成长年代。是记忆的创伤，也是省思的真诚，让她在30年后，又陷入了另一种找不到立场的茫然。
“我一直憎恶一种态度，即‘审判失败者’。当然，与此对应的是依附强势、依附胜利者。我认为这种姿态是可耻的。这不是挺身抗暴，而是打死老虎。如果你是打死老虎还装成是武松，就更丑陋。
“我拒绝这样一种审判失败者的立场；但这不意味着我就要选择去拥抱相反的那样的一些逻辑。我拒绝说‘失败者就要为失败承担全部责任’，但我也拒绝说‘失败者因为失败成了悲剧英雄’。“这自然会让各方面的人骂，人们要的是旗帜鲜明的表态，但今天所谓鲜明的旗帜无外乎是重回‘冷战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面对今日中国这种思维是暴力，是遮蔽。
“要回答今天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回答历史中的很多问题；而这些回答应该是批判性的和质疑性的；但绝不能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审判。我们应该进入历史，清算历史也清算自己。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对我来说，到今天，还是要战胜许多切肤之痛的记忆。”拒绝非此即彼、拒绝鲜明的旗帜。清醒的立场，也包涵了拒绝权力的游戏。
“还举‘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一事。我的方式是不参与论战。我不会说你写篇文章，我就写篇反驳文章。我觉得那就是‘刺激—反应’模式，或者叫‘压迫—反抗’逻辑，也就是权力游戏。你选择的全部立场只能是论敌的反方，所有的论战最后都不再是讨论问题，而是击败对方。把对方逼到死角，留给自己的也只能是思想的死角。
“我的方式是正面阐述。我不回避，但也不回应，我不针对论敌，而是针对可能共同分享思考的人发言。这大概就是我的‘玩法’吧。”
“我也没有解决方案”
在拒绝了主流、常识、立场、游戏，之后，为人师者戴锦华，竟然甚至在课堂上，也明白地说出“我没有解决方案”。“我会和同学分享我的困境。一个同学说老师你最近在很多问题上讲‘我也没有解决方案’，你怎么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念？我说，我确实没有解决方案。我希望大家接受的不是观念，而是问题意识。
“比如，我会讲：这个世界的能源是有限的，而发展主义的逻辑是如此强大，我们可不可能去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使我们直面人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沉湎在发展主义的神话中？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冲突背后都是对能源的争夺。“我不会说，应该怎样生活。我自己也会受到物质的诱惑，会享受现代生活。我做不到像甘地那样在棚屋中纺织。但这不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寻找‘另一个世界’。
“我以为，没有解决方案，应该说，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不过是表达了一个事实。那些似乎真理在胸、旗帜在手的人，其实也如此。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似乎无从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是老套，甚至是神话。我不能振臂一挥。我只想和乐意分享的人共同思考、尝试。”
就是我们眼前这位女士！语速特别快、个子特别高，从十几岁就开始看康德、黑格尔，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出路、第三世界的兴亡的女士，她从少女迷途的小路上出发，一路上头脑的飓风翻江倒海、一路上心灵的暴雨肆虐滂沱，一路上多少“主义”被她拾起，多少“主义”又被她放弃；多少问题被挑出，多少答案被推翻；多少梦想被拥抱，多少虚无被逃避……
如今此时，落座对面，这位又皱眉又微笑又自嘲又自勉的中年女士戴锦华，她仍然明显地诚实、明显地热爱思考、明显地习惯诚实的思考、明显地享受诚实思考的快乐和焦灼。
人物周刊：您有强迫性殚精竭虑的倾向吗？
戴锦华：每一个致力于思想工作的人都该如此。一个思想者不在思想的张力中就不是真的思想者。
人物周刊：您如何制止由此引发的焦虑的蔓延？
戴锦华：思想的张力可以并不一定体现为情绪的焦虑。其实这是我主要的生活乐趣来源之一。
如今此时，落座对面，这位又皱眉又微笑又自嘲又自勉的中年女士戴锦华，她仍然明显地不肯盲目乐观、明显地不甘轻易悲观、明显地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彷徨—坚定。
人物周刊：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个“搅局者”？
戴锦华：对于主流的文化、主流的社会、安享权力的人来说，我恐怕永远都是个搅局者；但近年来，我的变化是，我不满足于仅仅做个搅局者，我希望能参与到打开不同空间的人当中去，做一个建构者。
人物周刊：您的梦想是什么？
戴锦华：我的梦想是拥有梦想。在整个成长的年代，甚至到90年代，我都非常憎恶梦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我们经历了多么残酷的过去。现在，我开始重新使用它。变化的原因是，面对绝对的物质主义的世界，梦想、想象、希望、幻想反而成了心灵和思想的生长点。一个没有梦的世界，和一个只拥有梦想、只用梦想去喂饱人的世界，都是可悲的。当人类文明的发展都进入到瓶颈状态的时候，也许梦想能带我们走出困境。我渴望能拥有梦想，我们需要梦想。
“你该怎么办？你面对的是新主流意识形态，是这主流成就的常识系统，它拒绝一切哪怕是略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这是一种巨大而无形的暴力。
“对于主流的文化、主流的社会、安享权力的人来说，我恐怕永远都是个搅局者；但近年来，我的变化是，我不满足于仅仅做个搅局者，我希望能参与到打开不同空间的人当中去，做一个建构者。
我喜欢这个聪明的女人。
我有时候在网上乱晃，看到一些很有爱的个人blog、小团体、民间活动和新鲜杂志，就觉得很有希望。
“打开不同空间的人”总会越来越多的。接受思考的痛苦和行动的责任，并保持乐观，这样的人总会越来越多的。
我斗胆提出个人的见解（我不是学哲学的..）
关于“ 可怕的新主流意识形态”
所谓新主流的意识形态其实不新了。
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是一种原始竞争，不顾弱者的需要保护，不顾社会后果和生态环境，实现尽可能高的利润。中国正处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也就是地狱似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不过是政府自圆其说的幌子），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特权阶级和具有关系者获得利益，而广大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农民阶级、底层劳动者）。而这种贫富不均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失衡，不幸福感增加，渐渐形成一种金钱至上的主流的价值观。
而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之前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先秦时代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被文革切断了，而没有另一种跳出来取而代之，况且我们也没有宗教传统..没有信仰的心灵自然很容易动摇，受到外界轻微的刺激就会使其改变形状。
还有一点是教育！我们伟大的考试机器养成教育阿！就这样灭绝了人天生的差异性！大量时间花费在学习如何对付考试的方法论上了，而没有学会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教育造成很多很多受害者，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需要什么，对于自己而言重要的是什么，应怎样有价值的过完一生等等。（我是80后的，不知道现在教育是否改革了..）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体制，改变一个国家的现状要从体制入手，言论自由和民主要尽快在中国实现！
执行的手段必定是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的压缩完成，如果没有政治阻力能完成的话。 请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影响他人，才会形成文化的蝴蝶效应，更多的人主观能动的爱好独立思考之后才能摆脱主流价值观。
我是这么认为的..